中兴的危机,正是中国芯片的契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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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19日,全球第一大芯片制造服务商台积电2018年第一季度投资机构说明会(台湾称“法人说明会”)上,有“半导体天王分析师”美誉的产业分析师陆行之(Andrew Lu)问道,美国商务部禁止中兴通讯采购美国芯片相关组件,此负面因素会不会影响台积电第二季的营收表现。

“这事件对台积电影响非常微小。”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认为,微小到不能算进第二季营运负面因素。这次台积电说明会焦点,其实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退休,首度由新任董事长刘德音、执行长(CEO)魏哲家合作担纲,来说明苹果手机芯片延后出货的应对。

卖5G芯片给中兴通讯的美国高通公司(Qualcomm),是台积电目前第二大客户,问题是中兴业务还排不上高通前十大,更别说台积电主要客户从英伟达(NVIDIA)到苹果,从联发科到华为(海思),都是采取先进制程(10纳米以上),高通少了中兴约6亿美元收入,还有其他5G客户足以填满。

回头看,高通2015年就被中国发改委开出了9.75亿美元罚单,创下中国反垄断史上最高纪录,也证明了手机芯片如此高度依赖高通。高通60%的高阶芯片由台积电代工,中兴号称中国第二大通讯设备、第五大手机公司,但在全球供应链上价值远低于台积电,正符合“供给侧”改革条件,美国找中兴开刀,说想阻止中国5G发展实在太抬举。

台积电和英特尔、三星排名全球前三大半导体制造公司,也被视为亚洲发展半导体典范,台积电从创业第一天起就不惜成本,发展知识产权来服务客户。

当时台积电主要技术来源是欧洲荷兰厂商飞利浦,飞利浦30年前根本不相信台湾有可能建立一家世界级半导体公司,最后以包括技术权利金共1亿美元做价估值,占有27%台积电股份,没有想30年后价值200亿美元,等于台积电每年平均付给飞利浦6亿美元授权费。

台湾小,早就被全球品牌欺负惯了,知道专利权利金不但要付,也是行走全球市场的通行证,更不要说欧洲飞利浦还不是美国强悍的一线主流科技公司。

中兴“走出去”战略风光一时,2015年中兴通讯首席知识产权诉讼官胡毅来台交流时透露,从2009年到2015年,中兴通讯光是在美国遭遇专利诉讼就超过140件,全球累计超过240件,从欧洲到亚洲,同时有100多个专利侵权案在进行,台积电连做代工都有自主知识产权,中兴做品牌,没自主关键技术举步维艰。

2018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(WEF)上,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表示,中国将在四大领域加强对全球市场开放,分别是金融、制造(汽车关税)、服务业和保护知识产权。其中“知识产权”正是全球高新产业基本游戏规则,“有一些措施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。”刘鹤表示。

现5G时代即将来临,中兴或许会死,中国芯片产业却将迎来再生。

第一再生契机,可以从2016年软银创办人孙正义买下了ARM推进。

从高通、三星到英伟达,都是使用这家英国公司的硅智财。ARM的智财IP让欧美一流芯片公司减少开发设计时间,当然也包括后来的联发科和华为,这是全球创意的分工,也是全球供应链创新的连动性和互动性,中国已证明自身绝对有能力加入。

过去有一种合理怀疑,认为欧美大厂间推动创新也有“猫腻”的可能,也就是在创新平台的开发上,亚洲国家的信息速度较为落后,美国芯片产业背后有全球化合纵连横的本钱。但务实又前卫的韩裔日本人孙正义从ARM切入英美势力集团,以及中国5G芯片发展居于市场拉动地位,ARM一定乐意配合,一面分工重整、一面进行竞争,以追求更有效率的经济定律。

第二再生力量,是无数海归派“众志成城”。

美国早期将国防芯片制造技术转移给日本、韩国和台湾,也是小心翼翼,怕危及到美国本土自己的产业,但是韩国、日本、台湾的企业家抓住“历史发展机遇”,从内存、绘图芯片到通讯芯片、高速芯片一步一步站稳,靠的不是弯道超车,而是建立自主技术的决心。

至少台积电是如此。为了发展经济,当初国民政府科技决策者李国鼎集结了一群正直勤奋的工程师,再延请当时己做到了德州仪器副总裁的张忠谋带领,发展出半导体设计和制造分开的“分工模式”,经过一代工程师努力,在全球供应链生存下来。

现在5G市场正在崛起,产业的下一次分工阶段即将来临,联发科、海思、展锐等又一代华人设计公司已渐露峥嵘。

第三再生力量,是以华人为首的半导体制造势力全球崛起。

中国大陆目前最先进的芯片生产线是中芯半导体28纳米制程,中芯创办人张汝京从德州仪器、台积电离开,前往上海张江发展,展开芯片产业的第一次“供给侧改革”,以改善中国高度依赖进口芯片的现况。

现在国家更强调知识产权的重要性,正是对工程师的尊重,更是维护研发工程师创新的权利,并进一步延伸到人才培养和技术接轨的方方面面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科技界对清华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高举“并购成长”的主张极度反感,甚至认为赵伟国只是“炒股者”。被国家寄予厚望的紫光集团发展芯片产业,绝不能靠并购和溢价等金钱游戏得到技术,这样的话,技术不能生根。而台湾公司就算被其买了,也会马上产生断层,反而浪费了共同对抗欧美的资源。

第四再生力量是中国不怕风险,有承担风险的实力。

要知道台积电成立初期,台湾政府为了要民间参与投资,邀请台湾“经营之神”王永庆等民间力量以10元新台币的股价加入投资,并占有23%的股份,但是1986年公开上市之后仅仅上涨2元新台币后,王永庆便立马以12元新台币卖掉,这说明了科技领域的风险极大,并非实业家所能掌控和擅长。但是大国却可以承担长期发展风险。

所谓“知识产权”,不是说有自主发明技术就有价值,就像盖栋房子,如果是在好的地段,才是“资产”,反之可能是负债——光是维系成本就超过本身价值。中国大陆既有能力“造房”、也有长期“住房”需求,这么大的半导体市场,值得政府和工程师共同面对创造“资产”的风险。

上述四条再生道路绝非平坦,毕竟美国看待中国崛起,可不是控制日本、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么简单。美国把中国当敌人很正常,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强化合作,中央又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道,中兴的危局,反而是复兴的前兆。

这或许也是陆行之把中兴通讯一案拿上台面发问的目的,以他待过美国花旗、巴克莱、野村证券,精算得出中兴“微小”。这次代表中国国金证券发问,也算象征中国科技资本技术开展迅速。

大国发展自有技术,自有谦和之道。中兴很努力,也曾有选择策略的机会,但终究完成了阶段任务,不是美国商务部判它“死”,而是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价值分工的必然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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